在全球几乎所有大城市都能看到生机勃勃的唐人街时，苏联及其主要继承者俄罗斯却成了例外。这并非偶然，其背后是一段从沙俄到苏联再到当代俄罗斯，对东亚面孔者根深蒂固的不信任、排斥与严密控制的历史，也撕开了那些对苏联“浪漫化想象”的伪装。

一、沙俄帝国的排外基因

俄罗斯帝国扩张数百年，本质是大陆征服型帝国，而非海洋贸易国。它的统治逻辑是直接控制土地与人口，对通过商业网络自然形成、拥有高度自治权的移民社区（如南洋或美洲的唐人街），从心底充满不信任，甚至将其视为“国中之国”。

早期虽有华工赴西伯利亚修铁路、淘金，但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，是被严格管理和隔离的劳动力，根本不被允许形成有文化传承的稳定社区。沙俄主流社会对东亚人的偏见与歧视，为后续的排外传统埋下了伏笔。

二、苏联极权机器下的“无容身之地”

苏联建立后，这套排外逻辑被推向极致。它构建了世界上最严密的国内控制体系，人口流动被国家计划牢牢锁死，外国人长期居留“难如登天”。

尽管官方喊着“国际主义”，但对非社会主义国家充满警惕与敌意。华人身份在此变得极其敏感：

中苏友好时期（1950年代初），赴苏的中国学生、工人被圈在高度封闭的集体中，与苏联社会完全隔离；
中苏交恶后（1960年代），多数华人被匆匆遣返，留下的也沦为被怀疑、监视的对象。

在苏联的逻辑里，任何未经国家批准的自发社群都是“安全威胁”。唐人街式的商业网络、同乡会、宗祠活动，在克格勃眼中就是“间谍巢穴”的模板，被从根源上彻底铲除。

三、俄罗斯联邦，帝国遗产的延续

苏联解体后，排外的社会心态和官僚习气并未消失。俄罗斯社会民族主义情绪强烈，对高加索人、中亚人尚且歧视排斥，对东亚面孔的华人更是如此。

华人在俄经商、生活，常面临警察的“额外关照”、光头党等极端分子的威胁，以及普通民众的疏远。这种环境迫使华人只能低调分散居住，避免成为“显眼的靶子”。同时，俄罗斯的经济与商业环境也不支持中小型华人社区的发展，无法复制西方或东南亚唐人街的繁荣模式。

四、当宏大叙事遇上具体人生

那些狂热吹捧苏联“慈父时代”的人，最怕面对“为何没有唐人街”这类具体问题。他们迷恋的是被抽象、过滤后的“符号化苏联”——发射卫星、打败纳粹、象征公平强大，却刻意忽略那个对外封闭、对内压制、普通人生活充满短缺与恐惧的真实苏联。

唐人街的缺失，暴露了大鹅的不开放与不自由。一个健康的社会，应当能为异乡人留出“一盏温暖且不受打扰的灯”，但在苏联及其遗产里，这片土地始终寒冷。